一个让人牵心的贵州男孩

半个多月来，我的心情一直为远在贵州盘县的那个男孩所左右。他是扬大生技学院的新生，来新学校才两周，军训集体操还没拍，就又坐着四天三夜的火车返回大山深处的家中，原因是家里再也找不出多余的钱给患胆结石的弟弟治病。而他，不顾学院领导和老师的再三劝阻，办了退学手续，拿回了学费。

   知道这件事时，男孩已经在回家的火车上。“他完全可以不用回去，耽误学业是多么可惜的事”在生技学院团委办公室，我激动地对两位老师说。他们的态度却意外地很平静。“和他说了很多，一点办法没有”后来，我才知道他们花了许多时间和他谈心，甚至帮他设计好了在没有家里支付学费的情况下，如何完成四年的学业的规划。

我说：“给我他的联系方法，我试试行吗？”两位老师都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我最坦诚的读者，经常一针见血地评判我的稿件或做的活动，当然也了解我的个性及做事风格。他们没说什么，给了我一个号码说：“只能发短信”。

我不喜欢发短信，但不得不耐着性子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斟酌地与那个素未谋面的男孩交谈着。“我真想回去！”“我还能回去吗？”看着他发来的话语，我欣喜不已。我以为，自己的记者身份和激励的语言真的打动了男孩，一个陌生人的命运因此改变。

联系了大约三四天后，确认男孩返校的愿望真实而迫切。我动笔写了稿件，我想在他归来时，能为他在社会上筹集到学费。因为我相信，善良的扬州人不会视若无睹。令我感动的是，文章见报后，前后大约有近40名热心读者打电话过来，有退休工人老夫妇，有卖报纸的大妈，有年轻的女公务员，有做生意的老板，有在扬工作小陈的贵州老乡……当天，我对外的小灵通此起彼伏。我一遍遍地说着“谢谢，谢谢！”他们说：“山里的孩子，到城市里多不容易，一定要继续上学。”       

  当天下午，一位老大爷蹬着一辆旧自行车，送了1000元到报社后，掉头就要走。我说：“大爷，给您留个条吧，也算个凭证！”大爷说：“不用，不用！”后来，他想想又折回来说：“要不，你就写个吧，向老太婆交账！”

跟前台接待员借了一张稿纸，我工工整整地写下“今收到爱心捐款1000元整。扬州晚报记者张庆萍！”看着老大爷渐渐消失的背影，我攥着那1000元钱，又给男孩发了一条短信：“快回来吧，有许多扬州的好心人在牵挂着你！”

接下来的日子，就是盼望男孩能早一点返校。于公，我可以发篇“新闻追踪”向那些仍在等待回音的读者报告；与私，想实现自己做为记者的社会价值，或者说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。

情况没有我想像的那样顺利。几千里之外的那个男孩，情绪很不稳定，担忧的东西很多。当有一天，他突来发来一条“我想我是可能回不去了，感谢你和关心我的扬州人……学校这边还没定……我不知道回来有没有用”短信时，我的心里说不清是难过、苦涩，还是生气。一时间，觉得自己透不过气来，很久以来压在心底的一件事如弹簧般跳起来，一直堵在喉咙口（因为稿件触及到一些敏感话题……）

我一直在安慰自己，人要学会承受压力，我的付出从表面看，只是完成了一个考核分。但很可能对另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有改变，何况我只是起了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，那么多等着奉献爱心的人还在背后支持着。男孩却退缩了！我满腔的热忱就要付诸现实时，突然他说“不用了！”

我怔怔地看着那则短信，有一种想哭的感觉。星星（她不愿透露她真实姓名，我就截取了她网名的一部分）突然打来电话。此前，她看到报道后打过一次电话。见报上没有动静，也没和她联系，就再一次打来电话询问。凭直觉，我猜她和我一般大。于是，将压抑心底的不良情绪完全爆发，我告诉她整件事的经过，告诉她所有人的爱心因为那个男孩自己的原因落空。作为一个记者，这种表现有点失态。

星星很耐心地听我讲着，安慰着我。她说：“孩子可能也有苦衷吧！让我试试吧，我有一个弟弟，也在上大学！”我将男孩的号码给了她。从此，星星担当起劝慰男孩的重任，时不时地打电话告诉我男孩的情况，让我在繁忙的工作中有了些许的安慰。

国庆期间，我从星星那儿知道了男孩的新号码，再次与他直接联系。不知怎么，我还是放不下。我说：“你还是回来吧，我负责去学校协调。不管怎样，我们都赌一把！”

令我想不到的是，我和星星反成了不见面的好朋友，除了同样为男孩而牵心，说说他的事情外，我们还会聊聊其它的事。在她面前，我是透明人，除了姓杨，她坚决不肯再透露自己的一点信息。今天是长假的最后一天，星星却患感冒躺在床上。

我告诉她，男孩早上主动打电话和我联系了，说正在买去贵阳的火车票。但我真的被他的反复折磨怕了，想让星星再给他发条消息证实一下，是不是真过来了。听到星星病恹恹的声音，我不忍心再咐她。星星却说，没关系，我问问他。

跟星星通电话时，我随便清理了手机的短信，大约给男孩发了70多条短信，每条短信都很长，可以破我发短信频率和字数最高记录了。

不管怎样，男孩回来就好。星星、我和许多善良的扬州人都在期待那个山里孩子能在扬州圆上大学梦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