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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座桥横跨白塔河,名叫永济桥!由大桥镇政府投资500万重新修建的一座桥,仿古的五个桥亭,犹如扬州的五亭桥,让谁见了都赞美,都称之为五亭桥第二。
大桥浴室,大桥人都在这里洗澡。
大桥老街繁荣街,店铺林立
最传统的理发店
束星北故居就在菜市街78号
繁荣街上,一家制作油画笔的小店
20世纪30~40年代的成都,不仅会聚了大批因战事而内迁的文人、政客、军阀,同时也会聚了一批来自扬州的红粉妓女,没落的十里洋场景色得以在蜀中重现。此情此景让人想起不同时期蜀地小朝廷的“靡靡之音”,难道蜀这块地域命中注定是要用来储存末世的凌乱和荒唐吗? “蓉城无处无飞花” 在大批妖冶的扬州妓女来到成都以前,成都本地的娼妓业已很发达。在军阀混战、民不聊生的动荡年代,成都仍然保持着它一贯的温柔和虚假的繁华。娼妓是那个时代城市中盛开的一枝“恶之花”,既有邪恶的感觉,又有着妖媚迷人的色泽。不过当时的成都娼家普遍都十分简陋,不饰奢华,妓女也纯以出卖肉体为生,妓院的陈设也不华丽,妓女中很少有能歌善舞、才艺迷人者。这种现状客观上为扬州妓女的进入创造了条件。 据一份名为《解放前成都的扬州妓女》的口述材料称:“那时成都还是一个较古旧的城市,原来的川妓院聚居在新化街、天涯石一带,妓女一般是在家里接待客人,不到外面去应酬。而这些川妓院设备漂亮的极少,妓女又以出卖肉体为主(因此,妓女一般都有梅毒),妓院老板不大肯花钱装饰(打扮)妓女,妓女也不会唱歌唱戏,以适合顾客的各种玩乐,所以原成都稍有身份的人都很少接近妓女,达官阔人更不到妓院;到新化街、天涯石妓院的人,大半只是一些滥兵、流氓、袍哥、小商人和外地绅士、匪徒之类。” 但是随着扬州妓女的到来,“成都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,市面上的邪恶气氛大大增加了。因为扬州姑娘不只是在家里接客,而主要是在外面出条子,餐馆、旅馆、赌场、烟馆、茶馆、戏院等处,她们都可以来同顾客应酬……扬州妓女初来时比川妓穿着华丽时髦,在风气比较朴素古旧的成都,被人视为奇装异服”。这些来自异乡的妓女不但人长得漂亮,而且一个个又会唱小曲,又会弹扬琴,还会许多勾人魂魄的邪恶伎俩。她们穿着开叉很高的粉红色旗袍,露着白嫩修长的大腿,有时候在餐馆陪客人划拳饮酒,有时候在戏院的包厢里陪客人看戏,有时候又乘着黄包车从街上花枝招展地一闪而过,留下扑鼻的脂粉香气供路人唾骂或赞赏。 她们像一群媚人的狐狸来到蜀地的这座城中,立即活跃在上流社会的各种场合,到处是燕语莺声和红颜美人,妓院的陈设和姑娘的穿着打扮也与川妓不同。“两套房子内面都布置得富丽堂皇,楠木家俱、丝绒沙发、玻砖立柜、高级地毯、紫檀木麻将桌子等等应有尽有。姑娘的卧室,布置得尤其漂亮,罩子(蚊帐)是红、绿、白三色的绸绉料子和白市布,按季节更换;被盖是鸭绒、樟棉,湘绣面子,也是按四季调换;毯子种类更多,有俄国的,有英国、美国的,有鸭绒,有火狐……床单天天换,沙发套子、门帘、桌巾等也是随时调换,房内长燃檀香、藏香;床铺上一天多次洒香水。家里的皮货、衣料,种类数量更不知多少;瓷器碗碟之类,天天用的也不同,装了半间屋。姑娘穿的衣服,一天换几次,尽是赶时新的样式。姑娘一人一把小茶壶,都挂着金链子。姑娘每天要到头等理发店洗头,做各种头式,洗澡都用外国香水。姑娘用的化妆品,都是外国上等货,随时托人在香港、上海、海防等地大批买来。每天,家里是中餐、西餐、各式点心都开,纸烟全是外国货……使一些很阔的大富商走进来,也感到惊奇艳羡,都说是在那里住一天等于当了一天皇帝,再悭吝的人也愿意花钱;而且钱给少了,自己也不好意思;中下等客人,根本不敢上门。” 这段描写就是当时成都最上等的扬州台基的情形,开这家台基的鸨母叫三姨妈,是个略有姿色而手眼通天的半老徐娘。当然扬州台基也是分等级的,次一些的台基院内装潢不但比不上三姨妈这家,而且姑娘的长相和才艺也要逊色些,来的客人身份和地位也要低些。 扬州妓女在20世纪30~40年代的成都出现,顿时使当地的士绅感到屈辱,认为这破坏了蜀中淳朴的风俗,于是“在成都士绅有力的主张建议和报纸的攻击之下,成都市的治安机关发出了驱逐扬州妓女的命令……在一个夜晚突然把上百数的扬州妓女抓到局内扣押,勒索大量贿赂之后,限令取具妥保,于三天内离境。这样一来,成都的大小旅馆都不准招留扬州妓女了”。然而由于抗战爆发以及当时局势的混乱,那些流寓于蜀中各州县的扬州烟花女子后来又回到了省城,继续她们悲伤而痛苦的卖笑生涯。 扬州妓女的待客方式 著名的吴语小说《海上花列传》,描写上海清末妓院和社会风情都十分精彩出色。其实,拿成都当时的扬州台基跟书中的描写相比,我们也能发现许多相似的地方,这大约因为扬州和上海地理位置比较接近,而且文化上也有许多相似处。成都的扬州台基不一定都蓄养地地道道的扬州姑娘,也有其他省份和成都本地的姑娘,但一入扬州台基,都须送往扬州学习各种媚客的技艺或在本地学习扬州台基规矩。 扬州台基的姑娘可以“出条子”,以满足上流社会的宴饮娱乐的需要。所谓出条子,就是客人写一张简单的字条,叫人带到妓院去,被叫的姑娘就会应约出场。条子的形式不是一封客气的信或请柬,而是非常随意的一张便条,比如:“秀卿:速来颐之时餐馆七号。”然后落上姓氏。叫条子对客人来说,一般只是与这个妓女“清耍”一会儿,欣赏一番她的容貌才艺,活跃在场气氛。而对于台基老板来说,出条子不仅使她的妓女多认识上层人物,还能扩大她本人和台基的知名度。叫条子显然不算昂贵,一个美貌的妓女,一天被叫十次八次则是很平常的事,应酬的时间也以几分钟到半个小时不等,光顾的场合大多是茶楼饭局,但也有看戏、洗澡、游山玩水之类。 扬州妓女的第二项技艺是陪客人“打茶围”。一般客人到台基去玩,扬州台基都有香烟、茶和糖果招待,妓女陪客人说话、调笑、打打麻将,临走时,客人丢十几二十元小账在茶盘内,名曰“打茶围”。 扬州台基还有一种“做花头”的把戏。倘若客人看中某个妓女,通过叫条子、打茶围等方式接触以后,想同这个妓女正式过夜,便会邀约一伙朋友来到妓女家赌钱吃喝,名叫“做花头”。做一次花头的费用一般是50至数百元不等,另外还得给看中的妓女一笔小费。如果鸨母觉得客人大方,将来还有油水可捞,就会同意这位客人在此过夜。如果客人吝啬不知趣,鸨母就会以“姑娘身体不好”为由推托,请他下次再来。 扬州台基有个规矩,哪个客人享有妓女的初夜权,那么这个客人就是该妓女的“大老爷”。当一次“大老爷”的价格非常昂贵,通常是鸨母购买这个妓女的全部身价,因此仅仅这一夜,鸨母就已把她的全部投资成本一个不少地收回了。当然,能够充当大老爷的人,都是有钱有势的达官阔人,一般人是无力消受此艳福的。娼家为了在一名妓女身上捞足油水,还常常叫做过多年妓女的姑娘冒充“清倌人”,因此有的漂亮妓女竟然前前后后拥有几十个大老爷。大老爷之后,一名妓女一般还有关系较为亲密的二老爷、三老爷。 这些大老爷、二老爷和三老爷们平时跟妓院保持一定的关系,遇到妓女生日或老鸨生日,他们就得以丈夫或女婿的身份前去送礼,这是妓院敛财的一种手段,又称“打财神”。 旧时的成都扬州台基大概可以分为五个等级。一等就是名叫“三姨妈”的鸨母所开设的,在成都仅此一家,最为有名。在此出入的嫖客一般都是坐汽车的阔人,这间妓院排场大,花费高,姑娘的容貌和才艺也较出色。二等扬州台基在成都大约有四五家,比较有代表性的要数燕鲁公所的朱美云家,来往于这些台基的大多是坐私包车的商人和阔人,一般流氓、地痞不敢光顾。三等扬州台基的数量则较多,包括西御西街“同春里”的十几家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单门独户的台基,这里的妓女主要是卖唱、出夜条子、陪客人摆鸦片烟盘、过夜等,是下等军官和袍哥们经常光顾的地方。四等台基和五等台基主要集中在如是庵街和书院南街,在此出入的大多是小商小贩、小职员等。末等台基的妓女生活悲惨,常常为了生存,而于黄昏时分到春熙路、总府街、东大街等热闹处所去拉客,拉到一个客人,一夜只能得一两元钱。如果一两天没有生意,还会遭到鸨母的毒打和辱骂。很多妓女由于廉价出卖肉体,频繁无度,往往染得满身疮毒,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。 花老四之死 妓院历来是藏污纳垢之地,除了满足嫖客的兽欲,同时也是三教九流、鱼龙混杂的是非之地。旧成都著名的鸨母“花老四”之死,就是这种是非争斗的变相结局。 花老四三十来岁,原为汉剧演员,论姿色只算中等,但此人富于心计,在官场中如鱼得水。自从她在帘官公所开了一家高级妓院以后,这里就成为了大烟贩大军阀们的安乐窝。花老四所开妓院富丽堂皇,花木扶疏,曲径通幽,又专门在兴禅寺附近开了一道后门,辟出两间隐蔽的停车房,专供军政要人出入所用。妓院中专门接待客人的地方,接客人的等级分为三等:第一等装饰豪华,富丽堂皇,专门接待有头有脸的军政要员;第二等有宽敞华丽的大客厅,可接待一般有身份的客人;第三等则设置密室回廊,专供胆小怕事的大商人享用。妓院中三四十位姑娘都年轻貌美,打扮得既大方又妖艳。除此以外,妓院还聘请高级厨师,能做出滋味绝佳的山珍海味,其余烟、酒、糖果等都是市面上少见的高档品,极尽奢华之能事。 常在妓院中走动的,有雷、马、屏、峨和西康一带的大烟土贩子,他们长期在此包房,一方面享受温柔富贵,一方面干着贩烟走私的勾当。此外,一些军政要人也常常光顾。有一次,省禁烟督察处缉私队接到密报,说有一大批烟土运抵成都,窝藏地点就在花老四的妓院里。缉私队长闻讯后,带领手下弟兄风风火火赶到帘官公所花家,刚一进门,就看见行辕主任贺国光的副官魏达俊吸着烟在屋檐下徘徊。队长不知就里,点头哈腰上前向魏副官报告,说是接到密报前来缉私的。魏副官白了他一眼,指着院中停放的一排小汽车说:“某主任、某司令官天天都在这里应酬,哪来的什么烟毒?你到别的地方去查吧!”缉私队长大气不敢出,夹着尾巴灰溜溜走了。 花老四除了在烟和赌两项上抽头以外,还负责为一些头面人物寻找漂亮少女嫖宿。据说有一次替一个司管区司令找到一个女中学生,光是赏钱就够她三个月的开支。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,花老四常干这些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,自然也得罪了一批人。刘湘死后,蒋介石为了控制四川局面,指使军统特务打进花老四的淫窝,刺探川康军政情报。军统物色到一个英俊潇洒的特务,名叫陈祥云,让他通过男色去勾引花老四上钩。这一招还真见效,花老四虽是半老徐娘,但见了这么一个既标致又知趣的小伙子,也难免春心荡漾,结果把刘湘死后川康一些秘密的人事问题,都当作枕边风吹进了陈祥云的耳朵里。结果军统按照这些情报,很快瓦解了沪县、宜宾一带军阀的武装。 川康旧将———师长彭光汉对此极为愤怒,示意某副官之弟杀掉花老四,以除祸根。恰好这个副官的弟媳曾被花老四设计诱奸,因此闻听此令即邀约金堂县土匪,于一日清晨潜入花老四家,将睡梦中的花老四从热被窝中提出来。花老四吓得浑身筛糠,以为是遇到了打家劫舍的土匪,急忙打开保险柜,叫来人把所有的金银现金都拿走。但副官之弟红着眼睛说:“老子不要你的臭钱,只要你的狗命!”说罢,只见寒光一闪,一把尺多长的杀猪刀就刺进了花老四的喉咙,接着,又连捅四刀,这个在花柳行臭名昭著的婆娘蹬几下小腿,便一命呜呼了。 成都改造妓女实录 1950年9月,新中国成立后,政府在人民公园召开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。罪犯中除了地痞流氓、特务军阀,还有两个解放前的妓院老板,一个是在鼓楼洞街天灯巷开设“政治妓院”的何知言,另一个就是在干槐树街11号开扬州台基的著名的“三姨妈”。 何知言所开“政治妓院”做过许多伤天害理的恶事,她手里总掌握着一大批红粉佳丽,专门提供给军警宪特头目和黑帮老大,陪他们喝酒跳舞、赌博玩乐,出卖自身。何知言还有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头衔,叫做“成都妇女协会会长”。结果,她却是一头披着羊皮的母狼,被她打死的妓女不少于七八个,而且还逼良为娼,破坏革命,策划骚乱。由于她罪大恶极、血迹斑斑,所以在公判大会上当场被宣判为死刑。 “三姨妈”本名管金凤,逮捕她的那天,她特意打扮得妖妖娆娆,描了眉化了妆,穿起一件又花又露的旗袍,一脸的满不在乎。的确,解放前她进警察局也不是一回两回,每次都是前脚进去,背后就有人疏通让她毛发无损地出来。但这次不一样,她不知道新政府和旧政府完全是两回事。当她被带进审讯室的时候,审讯员问她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她飞了一个媚眼道:“我叫三姨妈,那么出名的大美人,你们难道没听说?”预审员把桌子一拍:“三姨妈!鬼姨妈!老老实实交待你的姓名。”她又嗲声嗲气地说:“人家叫管金凤嘛。”预审员又问她多大岁数。管金凤又嬉皮笑脸地答道:“三十如狼四十如虎,我都42了,你说是个什么?”年轻的预审员“哼”了一声,将她全身一打量:只见她丹凤眼,柳叶眉,细腰身,眼睛里的秋波还很麻人。“老实说,究竟多大岁数?”“哄呀,我刚才说错了,还有三天满47!”预审员怒不可遏,又大声问了一次。这回管金凤干脆伸出5个指头。 就是这样一个负隅顽抗的人,在听说何知言被枪毙以后,也吓破了胆。在十五年的服刑期间,她老老实实交待了自己以前所犯的罪行,还把隐匿的黄金和盐市口的一栋洋楼主动交出。在“筑路支队”劳改期间,因表现好,八年后得以提前释放。 1951年,成都妇女教养院一共收留了200多名娼妓,对她们的改造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。有个叫黄燕的旧时代妓女,不但人长得漂亮,而且常常老病复发,有一次竟然谎称肚子痛,在蹲厕所的时候把一名男干部诓进厕所,搂着不放。等男干部推开她出去以后,她还在厕所里浪声浪气地说道:“傻瓜!让你拣便宜你都不要!”当天这个黄燕就被带上手铐关了禁闭。第二天,教养所的女干部找她谈话,问她为什么要拉干部下水,她竟然理直气壮地说:“过去,我用这招百用百灵,从来没有放空过,你是女的,还不懂窍门?”气得女干部骂她:“少给我耍流氓!”黄燕也不发火,而是哈哈笑道:“耍流氓?我本来就是流氓嘛!不过你放心,我不会对你耍流氓!”一句话气得女干部脸色铁青。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想教育,这个冥顽不灵的黄燕终于认识到:“过去人们都骂我们是贱货,以为我们从娘肚皮里出来就贱得下流,其实我们都是被旧社会逼出来的。哪个人不是父母所生父母所养?谁愿意好端端的身子让人糟踏?如今人民政府收容我们,给我们出路,我们应该接受教育,争取早日出去找个正儿八经的男人,过上当家做主的日子。” 通过改造,旧社会受人欺压的娼妓们相继获得自由,有的成了家,有的找到了正当的职业,过上了一种全新的生活。 据肖平《人文成都》之《最后的扬州妓女》
偶思往事荡心魂,研石斋头笑语温,他日虹桥重泛艇,依然佳气满乾坤。年来虽见鬓毛斑,不假春朱镜里颜,书画烟云能养福,人生难得是清闲。 感也舅岳大人五十揽揆寄此奉祝并写小诗以当冈陵之颂即乞粲政,辛巳中秋前十日鹤孙梅鉽顿首记于海上。
注:余沦辛,字药心,晚号药翁。奉贤人。早年师从尤嘉莹,后入吴昌硕门下,为入室弟子。虽然入缶庐门下,但有自己风格。擅长山水,人物,随意点染,落笔成趣。精鉴定,富收藏。是民国早期沪上收藏大家之一。曾入书画保存会,海上题襟馆书画会,国粹保存会。也精诗词,著有《读画楼杂记》《药翁诗钞》等。曾在《神州国光集》等刊物刊登润例,鬶艺为生。《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》等书收入其介绍。 题识:绿树阴阴翠盖长,雨余新水涨回塘,何人得似山中叟,村语溪亭五月凉。己卯(1939)九月几望余沦辛写于沪上读画楼。
徐衢,原扬州专署财政处长,诗人。上世纪50年代初,调来苏北农学院参加筹建工作。1995年因咳喘痰阻不幸病故。1983年3月8日自印《漫吟轩诗抄》。其中收录了几首赠黄汉侯的诗作,现摘录如下:
赠黄汉侯老先生
再赠黄汉侯老先生
贺黄汉侯老先生六十寿辰
如果您知道还有谁写过吟咏黄汉侯的诗词,请提供线索。
在贫困的山区小学及社会福利院里,许多孩子的课外图书资源缺乏,他们对阅读充满着渴望、热情与好奇。为了帮助这些缺乏图书的小朋友有书读,本报联合天才宝贝、麦田计划公益组织共同发起“爱心捐书”活动,让我们一同行动,将爱传递,让小朋友们都有图书读! 江苏省第22届报纸副刊好作品获奖目录表 专栏类一等奖 散文类一等奖 散文类二等奖 专版类二等奖 杂文类三等奖
因为整理黄汉侯史料,退翁提供了很多的帮助,近日又提供了发表于1985年6月2日《扬州市报》上的一篇纪念黄汉侯的文章——《忆浅刻名家黄汉侯》,拍照后全文整理如下:
中国牙竹浅刻艺术,最盛莫如扬州。扬州的浅刻,起始于晚清时期的金石书画名家吴让之,让之浅刻好似在纸绢上作画写字一般,横竖点捺,皴擦烘染,无不刀过如笔,其肥瘦干湿润,一刻而就,上墨而毕,无不神形兼似。 扬州浅刻的刀具很为独特,在于改扁刀为四角刀,此种四角刀如同毛笔,或可作中锋,或可作侧笔,刻划起来,很为自如。例如,民国年间蜚声北国的于啸轩,为扬州东乡塘头人,他刻的字,细小如蚊足;他刻的画,神韵非凡。笔者曾见他于方寸象牙版上,刻一幅《赤壁夜游图》,上角题刻《赤壁赋》全文,不借助高倍数放大镜,是不能察其人物须眉,毕读文字的。再如,晚于于氏,崛起于绿杨城郭的浅刻名家,即当首推黄汉侯先生了。黄氏专以临摹历代名家发帖为擅长,他所临的王羲之所书《兰亭序》、苏东坡所书《赤壁赋》、郑板桥写的《家书》和《润格》及《道情十首》,独能临一家象一家,神形兼似,不让真迹,又无一不令观者赞叹。当代文学名家胡鲁生有《临江仙》赞道:“飞舞龙蛇三百,依然铁画银钩。寸长牙板一篇收,摩挲惊老眼,针样别锋头。欲问高人何处?二分明月扬州。艺林绝技数风流,神乎如斫鼻,目已失全牛。”因而被一代文豪郭沫若誉为“银钩铁书,玉振金声”之技,书以联句赠之。 其实汉侯先生的技艺,早在三十年代即已声动异国,“七七事变”前夕,日本驻华大使邀见先生,当大使看到他所刻王右军法书《兰亭序》时,脱口而出:“这是定武兰亭吧!”紧接着说:“先生如此高艺,何不东游,敝国正缺此种人才。”汉侯答道:“我故土难移。”就此一别归来,寓文于商,一跃成为扬州钱业执牛耳者,求刻之人不绝于门,动辄百金而不售。但有欲以其刻谋事的贫士相求,不仅有求必应,而且不取分文,甚至联所刻牙版一起奉送。汉侯对于文艺界的朋友,更是另眼相看,虽终身未曾谋过一面之缘,凡求其刻,常以牙相赠,以结翰墨因缘。所交皆当世名家,章太炎、陈叔通、郭沫若、郑拓、胡鲁声、俞平伯、沙孟海、林散之皆有诗或联句赠之。 我与汉侯先生为忘年交,近二十年,尤为过往从密。今先生已归道山十载,能不动人思念之情,故以小文以记之。且借报端一角,以告海外汉侯先生之故旧亲朋。先生在世时,深受党和国家的器重,委以政协江苏省委员会委员,扬州市政协驻会办公委员的重任,死后葬扬州北门外茅山公墓,与其夫人合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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